林语堂一生和两个好友反目，这两个人，一个是鲁迅，另一个是美国作家赛珍珠。林语堂和鲁迅因《语丝》而结识，并在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。五卅惨案后，由于形势太坏，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敢发，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口溜达一圈，美其名曰“”，其实就是。于是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，到厦大任教。随后，林语堂将鲁迅也邀请到厦大。厦大靠理科起家，经费、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。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，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，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。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，几次逼鲁迅搬家。最后一次，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。更过分的是，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，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，非得让人摘下一个。鲁迅气得目瞪口呆，胡子都翘起来了。但是为了林语堂，鲁迅留了下来。他说：“只怕我一走，玉堂要立即被。所以有些彷徨。”这样有着十年情谊的两个人，却最后分道扬镳。1927年林语堂辞去的来到，改变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开始“幽默”。而鲁迅看不起“幽默”，他依然把文杭州搬家公司学当作“匕首”和“投枪”，刺向敌人。因为想法的不同，他们渐行渐远。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。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，由郁达夫作“和事佬”为二人调解。此后，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，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。林语堂爱说话，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。去之前廖翠凤反复提醒：“堂，待会少开口。”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，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，说也要办一个书店，并以李小峰为诫，决不拖作者的工资，但鲁迅权衡之后没有答应。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。后来，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，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，几次在背后张友松。鲁迅很忌讳这件事，听林语堂一说，杭州三替搬家公司疑心话中有话，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，当即脸色发青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大声喊：“我要声明！我要声明！”那时，鲁迅已有几分酒意，他一拍桌子，“玉堂，你这是什么话！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！”林语堂站起来辩解，“是你神经过敏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！”两人越说越上火，像一对雄鸡一样，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，对了足足两分钟。郁达夫见形势不对，赶紧站出来。他一手按下鲁迅，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。筵席不欢而散。因此事，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。不久，林语堂办起《论语》，做了“幽默大师”，鲁迅更不能理解，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，是没有幽默可言的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要拿起笔，去回敬他们的。”有一次《谈》的编辑黎烈文做东，为要去杭州“风雨茅庐”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。林语堂和廖翠凤也参加了。饭后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，一时间，烟雾缭绕。林语堂好烟，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，林语堂兴致勃勃地问鲁迅：“周先生，你每天都抽几只烟？”“大概很多吧，没有统计过。”林语堂一脸兴奋，正准备接着问。“你是不是在替《论语》找材料？”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。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《论语》上发表了《我的戒烟》一文。鲁迅公开林语堂尽拿些吸烟、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，是退回去了，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。“我准备一下！”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，老老实实地回答了。“这其实很无聊，”鲁迅有些不快，很不客气地说：“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，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，刊物又哪里办得好！”听鲁迅这么一说，林语堂气得发昏，连辩解都忘了。旁人都停止了说话。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，气氛紧张得。这是林语堂和鲁迅的第二次误会。